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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岳:中華詩詞與中華文化共同體

來源:中央社會主義學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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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。70年的奮斗歷程,本身就是一部感天動地的奮斗史詩。解讀好這首大氣磅礴的史詩,需要從根上講清楚“四個自信”中的文化自信,這是文化傳承創新的大課題。

中華詩詞的傳承受到習總書記的高度重視。黨的十八大以來,習總書記多次精辟闡述文化自信的深刻內涵與重大意義。2014年,習總書記在與北師大師生座談時表示,不贊成把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,強調古詩文經典已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,成了我們的基因。習總書記本人更是身體力行,在各個重大場合大量引用古詩詞和現代詩歌——很多引用堪稱“神來之筆”。今年3月4日,總書記再次對新時代文化文藝事業提出了明確要求。

中華詩詞是中華文明之道的重要載體之一。所謂道,就是精神,就是境界,就是原則,亦是規律。在傳統社會中,大到國家制度、施政方針,小到士農工商、琴棋書畫,古代圣賢典籍中的大道和世俗官民生活中的小道融會貫通,相輔相成,共同構成了根深葉茂的參天大樹。如商道,如茶道,如醫道,如劍道。這些,在詩詞中都有鮮明體現。中華詩詞既有萬物起源的哲學之道,也有人倫綱常的人本之道;既有天地君親師的孔孟之道,也有知行合一的陽明之道;既有“幡動心動”的禪學之道,也有“源頭活水”的理學之道。一個“道”字,聯通了國與家,心與理,上與下,進與退,體現了從容有度,體現了中容和,體現了中華哲學之精髓,使我們代代傳承從不中斷。

中華詩詞與國家政治教化密切相聯。兩千多年前,《詩經》就以風、雅、頌三種體裁評價政治。“風”是溝通上下、“雅”是探討得失、“頌”是弘揚美德,都與國家政治高度相關。周代設有采詩官,漢代設有樂府,都把詩詞納入政治教化體系的總體架構,體現了國家政治與優雅詩性的完美結合。

中華詩詞是社會整合互動的特殊紐帶。中國人相信“忠厚傳家久,詩書繼世長”,用“溫柔敦厚”的詩教整合大大小小的家庭和家族。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古代,從城市到鄉間,文人雅士以詩會友、唱和酬答,把本來容易為精英階層壟斷的文化普及到整個鄉土社會,用文化而非利益為紐帶實現社會的整合與互動,促進了人文社會的形成。

中華詩詞是人們安頓身心的精神家園。盡管古人強調詩詞的政治性、社會性,但并不否認詩詞的根源在于人性與人情。愛情、友情、家國之情通過詩詞的真情、深情和至情予以充分表達。中華文化強調責任倫理,尤其是經史,說的都是家國天下的責任,對個人感情說的不多。但詩不是。它既有家國天下的宏大,也有個人感情的精微。可以說,詩詞體現的個人精神世界正是家國天下的另外一半。沒有這一半,另外一半也不完整。

從統戰角度,談談中華詩詞與中華文化共同體的關系。

先舉幾個小史例。

耶律楚材是蒙元的政治設計師。他先是契丹的王子,又當金朝高官,后為蒙元所用,和南宋漢人沒半點關系。他隨成吉思汗西征到新疆時,寫下的詩卻是:“遙想故園今好在,梨花深院鷓鴣聲。”身為馬上征服者,他心中的“故園”卻是漢地的“梨花深院”,抒發的是一個典型的中原士大夫的鄉愁。這里的中原,不是僅指漢人或者漢文化,而是為各個兄弟民族所共同體驗的審美境界和精神情調。這些情調里天然蘊涵了中華文明滋養下的個人對待和平的態度、對待政權的態度、對待取舍進退的態度。這種精神情調的一致,是塑造文化認同的根基。后來,耶律楚材勸成吉思汗用儒家體系治國,又引薦丘處機勸誡成吉思汗停止屠城,也許正是這種精神文化認同。我們當然不會夸大詩詞的作用,因為僅靠審美情調無法塑造民族共同體,而要靠更深遠的制度安排。但若沒有精神情調的契合,建立制度會困難得多。詩詞創造的是情,正是情的融合為理性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礎。

再說遠一點,我們今天吟誦的許多著名詩詞,都是由少數民族的詩人們寫的。比如寫屈原的元曲名句“傷心來笑一場,笑你個三閭強。為甚不身心放?滄浪污你,你污滄浪”,就出自著名元曲家貫云石之手。貫云石并不是漢族士大夫,而是維吾爾貴族(高昌回鶻),但他寫的屈原,比漢人寫得都好。毛主席晚年反復閱讀的金陵懷古名詞“蔽日旌旗,連云檣櫓,白骨紛如雪。一江南北,消磨多少豪杰。歌舞尊前,繁華鏡里,暗換青青發。傷心千古,秦淮一片明月”,其作者是元人薩都剌,出身于世代傳經的伊斯蘭教士之家。中華詩詞可以證明,不同族別、不同宗教的人,是可以理解和熱愛同一種境界的,是可以融入和創造同一種文化的。中華文化從來都不只是漢族的創造,而是各民族共同締造。大家共同創造、共同繼承、交流圓融、共情無礙,達到真正的文化融合。尤為寶貴的是,這個文化的融合,并不是在漢人王朝強大的時候通過政治壓力產生的,而是在漢人王朝衰亡時由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時自覺主動選擇的。歷史上,這樣的選擇發生了多次,最終形成了今天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文化共同體。

如今,隨著網絡的飛速發展和社會的多元化,各種思潮觀點大行其道。國際上,有著中西文明之差異;近處,有著臺獨、港獨和藏疆分裂之逆流;身邊,有著新階層新訴求之涌動。中國文學家們應該敏銳地體會到,時代的表象越是多元與分化,時代的主題就越指向塑造和凝聚文化共同體。

用什么來凝聚?總書記說,“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,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,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,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、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。”詩詞復興的根本動力,正是回應這一時代最深沉的需求。歷史已經證明,中華文化具有跨越種族、宗教和政治分歧的強大生命力。中華文化的“經”傳遞的是信仰,“史”傳遞的是經驗,“詩”傳遞的是情懷。歷史上,很多觀點不一乃至相左的人,只要有共同的情懷,總能彼此理解,乃至惺惺相惜,因為他們具有同樣的人文精神,認同共同的文明底色。詩詞中蘊含的哲學智慧、情感藝術、氣度神韻,正屬于這文明底色。只要認同這個底色,不論走多遠,相距多遠,終會相聚,終會回歸。

新時代呼喚著文學家們運用藝術的形式,把中華文明的底色鋪陳好。在各種思想分歧的利益群體身上,在海內外的華裔青年身上,在那些與我們共享一個文明的各個民族身上,喚醒大家共同的歷史記憶。新時代迫切需要一場“文化復興”。詩詞的復興,可以作為先聲。欲民族復興,可先復興中華文化;欲復興中華文化,可先復興中華文學;欲復興中華文學,可先復興中華詩詞。

第一,要弄清楚復興什么樣的“詩詞”?詩,尤其是繼承中國古典精神的詩,是傳承中華文化最好的載體之一。所謂“古典”,并不是拘泥于格律之類的古典形式,而是要承載著古典的精神。可以有格律,可以沒有格律,只要它有古典的“詩意”,就是詩。

古典的詩意是什么?不僅是吃點餃子舞點龍獅的民俗,不是純粹風花雪月的吟詠,而是要體現中華文化一以貫之的歷史精神,尤其是能夠回答當前現實問題的歷史精神。比如,多元與一體的問題,個人與家國的問題,東方與西方的問題,中庸和極端的問題,開放與融合的問題。這些看似矛盾的兩面,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都有自己的回答。文學家們要想傳播中華文化,首先應讀懂歷史。歷代著名的詩人,大多有著深厚的史學哲學功底,有著豐富的社會政治實踐。他們的作品之所以千載之后還能擊中人心,是因為他們寫出的困惑直到今天依然存在。唯有如此的歷史精神與現實擔當,今天與未來的詩詞才能有更多的真作者真讀者真影響,才能和當前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充分結合,才能承擔起文化復興排頭兵的重任。

第二,詩詞創作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。在詩詞創作中,“為誰創作、為誰立言”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。習總書記指出,人民是創作的源頭活水,只有扎根人民,創作才能獲得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源泉。進入新時代,怎樣讓詩詞更加貼近群眾,真實地描繪人民群眾的生活、反映人民群眾的心聲?怎樣找到詩詞走向群眾的有效形式和途徑?怎樣幫助人民群眾提升古典人文素養?簡單說,這是個上下貫通的問題,亦是個雅俗共賞的問題。一方面,如何使精深的詩詞通俗易懂地走向老百姓,讓大家耳熟能詳;一方面,如何使經濟全球化與信息網絡化下的民眾,特別是年輕人,能主動追尋、學習、尊重古典詩詞的深奧,應是我們每個詩者的共同責任。

第三,詩詞創作要助推國家軟實力的提升。縱觀一部世界史,大國的興盛、民族的復興,絕非經濟實力代表一切,必須依靠文化軟實力的有力支撐。中國詩人歷來有詩酒為伴、仗劍天涯的真豪邁,更有家國天下、社稷黎民的大關懷,有修齊治平、力挽狂瀾的勇擔當。在中國大而未強之際,在中國青年尤需強化家國責任之際,在中國社會更需厚植人文情懷之際,在中國必須向世界說清中華民族強而不霸、弱而不分的和平文化基因之際,中國更需激活并提升包括詩詞在內的文化素養與精神氣質。中國詩人們首先應做文化引領者,其次應做道德表率者,即以“明德引領社會風尚”。

詩文界還有不少問題迫切需要探討。如新詩舊詩如何貫通?如中國詩與西方詩如何互鑒?等等。這些都留給專家們。

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。70年的奮斗歷程,本身就是一部感天動地的奮斗史詩。解讀好這首大氣磅礴的史詩,需要從根上講清楚“四個自信”中的文化自信,這是文化傳承創新的大課題。我們將以更加充沛的底氣,集結詩詞的偉力,為國家和民族“培根鑄魂”,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“凝神聚氣”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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